青年时期的陈望道。 （资料图片）
1920年8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。 （资料图片）
庆祝建党百年之际，《陈望道文存全编》正式在上海发布。书中新增史料，全方位呈现了陈望道的理想信仰、革命实践、学术贡献和教育理念。让我们透过其中的书信，感受这位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本首译者追望大道、并坚守信仰的历程。
鼓励读者学马列
振乾同志：
承索拙译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知由于同志们热爱马列主义、热爱共产党之忱，感到无限亲切。但因经过一个白色恐怖时期，到了全国解放时期，中央虽即派人到全国收集旧本，已只能收到七八本了。这七八本，想来就是各革命历史馆陈列的本子，你们要看，可以到那里去看。至于学习，我劝你们读新著，新著有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许多篇序，比旧本完备得多。
祝好！
陈望道
1973年5月11日
这是陈望道写给一位名叫郑振乾的普通读者的回信。1973年5月，中共浙江省金华地委举办一期兼职理论辅导员读书会，主要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郑振乾是教学组教师。在学习中，学员了解到《共产党宣言》首个中文全译本就是义乌人陈望道翻译的，大家十分高兴。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学习交流，郑振乾壮起胆子给仰慕已久的陈望道写了一封信，希望能够得到陈望道当时翻译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本原本，并向陈望道询问当时翻译出版的情况，以增强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的信心和决心。
信寄出之后，郑振乾本来没有抱太大希望，甚至连这封信能不能寄到陈望道手中，都不敢肯定。索要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原本，原以为会石沉大海，可没想到，短短3天后，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、已83岁高龄的陈望道就给素昧平生的郑振乾回了信。
陈望道少有亲笔书信存世。这封写给家乡父老的回信，再现了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的传播。虽然信只有短短数百字，可是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，成为彼时对郑振乾等人的莫大鼓舞。
在落款后，陈望道又应读者之邀，讲述了自己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前后的一些情况。
“你们要知道我的遭遇，遭遇就是反动派在那白色恐怖时期常把‘共产党宣言’当作我的头衔。无论说什么，动不动说‘共产党宣言’译者陈……要你怕，要你不敢动。不过，我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。我做过上海大学教务长，上海大学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，有许多干部现在还健在。”
革命者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。
柴屋中诞生首个中文全译本
事实上，陈望道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及其前后，是充满选择与斗争的。
20世纪初，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暗潮涌动。万千进步青年，怀揣满腔热忱，却又踌躇迷惘；他们渴望有所作为，却又不知路在何方。陈望道出生于小康之家，和当时不少进步青年一样，早年去日本留学，在那里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。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陈望道毅然回国，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，参加新文化运动。在国文改革中，反动当局以“非孝”等罪名，要求撤职查办陈望道等教师、撤换校长。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，陈望道等师生联合其他学校进步师生奋起抵抗，却遭到血腥镇压，造成流血事件，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“一师风潮”。
“一师风潮”给了陈望道极其深刻的启示。“所谓除旧布新，并不是不推自倒、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”。他逐渐认识到“文学革命触动了封建的思想文化，但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，必须进行社会改革”。“单讲‘新’是不够的，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”。因此，必须“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”，而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必须“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，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，便是马克思主义”。
基于这种认识，陈望道欣然接受了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邀约。1920年2月，他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，独自住进了堆放柴火、久无人住的老宅，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，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，开始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翻译工作。
翻译这部巨著，不是容易的事。当时陈望道手头只有关于该宣言的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日文版，以及两本借来的字典。尽管陈望道熟悉日文和英文，也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，又积极倡导新文化，具有良好的白话文功底，但要想把这部经典翻译得出神入化，非常具有挑战性。
陈望道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一边字斟句酌地翻译，反复推敲。《共产党宣言》英文版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，1906年日文本中译作“绅士、平民”。陈望道思索再三之后译为“有产者、无产者”。——这种译法完全符合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一个重要主旨：“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，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：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。”
陈望道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思索和坚定信仰去翻译的。因此，翻译后的用词生动讲究，饱蘸深情。
1920年4月，29岁的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破旧的柴屋里，终于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《共产党宣言》一字一句首译成方块文字。8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正式出版。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，又于同年9月再版。
这份宣言，在凄风苦雨中点亮了信仰的火种，给摸索中的中国带来了理论之光。
陈望道精通修辞学，在他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里，随处可见一些开白话文修辞学风气之先的精彩语句，如“宗教的热忱，义侠的血性，儿女的深情，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。”“凝结的散作烟云，神圣的堕入秽亵。”通过比较，可以看出其文学性和本土性，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。
是传播者，更是践行者
陈望道不只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翻译者，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、践行者和坚守者。
在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首个中文全译本后，陈望道应陈独秀之请，到上海主持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。其后，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正式成立，陈独秀任书记，陈望道是最早的八位成员之一，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工部长。
在开天辟地的日子里，陈望道不但为党的创建从思想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，还致力于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。1922年农历春节前夕，陈望道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的核心思想创作了一首6句77个字的《太平歌》，并把歌词印在新年贺卡背面。
大年初一上午，陈望道、沈雁冰、李汉俊、李达等带头，发动上海党、团员与工人，分头上街散发。不到半天时间，散发到上海大街小巷、公共场所的“红色贺年帖”就以万计。工人拿到贺年卡片后非常感动，认为“上海滩有人关心工人了”……由此，“共产主义”一词逐步深入人心，越来越多的上海进步青年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当时党的生力军。
陈望道曾言，“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，人类便是我的偶像”。陈望道始终坚信马列主义，紧跟中国共产党，他一生追随党、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，同时还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、语言修辞学家。他不为学术而学术，而是自觉地把学术研究作为事业来追求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教育和学术研究。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政治自觉，坚持把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贯穿到办学的始终。复旦大学在全国最早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，这正是陈望道提议的。
在1952年复旦大学秋季开学演讲中，陈望道说：“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，是一切科学的科学，一切工作的科学，对于一切科学、一切工作都具有指导作用，它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、勇往直前，能够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。”
100多年前，分水塘到义乌城里，要翻山越岭很不方便。陈望道向村民说：“有一天，我出去，有条件的话，帮你们打开这个山洞。”
2019年1月18日，随着东萧线贯通，分水塘村到义乌市区仅需十几分钟车程。陈望道向村民描绘的美好愿景，在100年后终于实现。
追望大道，蓝图终将成现实。